南斯拉夫和拉丁美洲都具有同样足以孕育客观主义的土壤，可能也可以称之为魔幻现实主义，因为所有因为战争、民族主义和暴乱而将权力让渡于康米意识形态的国家都最终将不得不承认，领袖魅力，换句话说少数精英主义驱动了下一个世代的经济发展并最终在一个无法持续动员所有人的社会里完成了对毁灭自己的自由主义的拥抱。
参考黑猫白猫，被捆在树上演奏的乐队和第一次来到马孔多的吉普赛人车队极其相似：吉普赛人展示了冰块，它们是新世界即将到来的序曲。Marko和娜塔莉最终媾和是南斯拉夫在铁托治下三十六年的一个缩影，精明的攫取了整个国家资源的人利用了民众的狂热为自己获取利益，而被第一书记蒙蔽了二十年的人只能蜷缩在地下为军火贸易贡献无意义的劳动，which is一种对抗法西斯的幻想，一种对所谓革命成功之后完美生活的幻想。很难不对Marko着迷，在他身上放荡和机敏是两种并行不悖的品质。至于Marko和铁托，可以用黑猫白猫里借用卡萨布兰卡的台词描述，“我想，这是我们伟大友谊的开始”。
以及库斯图立卡是否在低调的颂扬这种塞尔维亚人的民族主义，鉴于塞尔维亚人自己花了20年建造的坦克为自己轰开了南斯拉夫封闭了许久的柏林墙，其后果是高呼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人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为了摆脱法西斯而开枪还是在为了反抗虚假的地下生活而开枪，即使此时距离轴心国战败已经过了四十年。
库斯图立卡为一种单纯的二元对立着迷，所有的故事都是从这句话开始的，“我要告诉你一件事”，紧跟着的是”You lie so beautifully”——我们拥有了表面上的代议机制。真正的问题是：“然后呢？”。
绕着倒立受难耶稣的燃烧轮椅和在教堂里自缢的Ivan昭示出俄罗斯意味的结局。同志们！为官僚资本主义和官僚社会主义欢呼吧！现在我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消解bureaucratese而避免bureaucracy的失败。
以及提到百年孤独，也会想到《地下》。
每次聊到电影的魔幻现实主义，都有点难以区分电影的narrative和story telling，两个好像都是和文本高度相关，但是在强调电影的motion属性的人眼里，到底是离文学性更远一些的narrative在表达和传情上更重要一些呢，还是story telling更重要一些？有时候赞美诗性电影的先锋派对故事的喜爱反而强于纯粹的喜爱视觉的电影人，二者的界限现在好像越发模糊了，因为越来越少“纯粹的电影”被创造出来了。
Quote from 库斯图里卡：“我自己这辈子都在很绝望地试图结合新现实主义和诗意现实主义景框的表现力。然而，理论上行不通，二者不能掺在一起啊….”
Reference:
[1] 《历史悲剧的维度》—库斯图里卡谈〈地下〉：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70403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