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的立场
尽管片子大部分内容都集中在阿伦特在耶路撒冷时期的经历和思考，但是作为传记类电影还尽可能精妙地用两个不同时间点上海德格尔对阿伦特思想的启发，二人立场上的统一侧写出了阿伦特身上最珍贵的品质。
“Thinking”。与之相比“平庸之恶”的概念是个衍生品，海德格尔在成为纳粹党徒之后使用法西斯官方语言规则对保守主义大加赞美，阿伦特的好友，美国人Mary则在纽约客文章发表后问了阿伦特在几十年前见到退休的海德格尔时相同的问题：在中伤和曲解面前为什么不选择反击。
虽然电影里把 Banality of Evil 概念诞生作为主线但是真正浓缩了全篇主旨的是阿伦特和海德格尔的几段对话：他们恋情的开始，结束以及阿伦特在相同境况下和海德格尔相同抉择；而阿伦特面对言论风暴的回答恰恰彰显了她第一次请求海德格尔收下自己这个学生的时候就表现的品质：清醒、脱离任何国家和族裔立场的思考洞察力。
这也是 Banality of Evil 的对立面：放弃个人思考，依赖于极权意志大脑的道德准则完成判断。这类逃避机制引导/塑造了当时以党首意志为法律的完全法西斯国家，而且更隐秘的渗透到了每一个个体，只要诉求被卷入社会思潮当中，即使导致极恶的后果也一样可以托庇在利维坦阴影下而免去个人为整体性的转向付出代价。
▎阿伦特的两性关系观
阿伦特对两性关系的态度显然也是 “thinking” 的结果，海因里希与阿伦特之间开放性的联系显然不仅没有影响各自的研究生涯，反过来这种和谐极大保障了他们非常愉快的共处。显然阿伦特理解、选择并拥抱了这种可能，即投射到某个对象上的爱并不一定必须囿于线性的时间、实际的物理距离，甚至不会单纯被束缚在这份映照的爱是否占据了所爱对象的全部，phically or emotionally。海因里希对同一事实的洞察也让这种可能在婚姻里延续下去。这种推动共同认知并不断努力丰富其内涵的婚姻要比机械的控制更贴近现代人争取爱情自由的本质，尽管形式上看起来极大不似然。
Reference:
[1] 明德影像 - 汉娜相关书籍：https://lwk.ffmm.com/archives/4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