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湖会议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随着二战的酝酿而逐渐明晰的背景：决定论的退出和指标对官僚机构的异化
18世纪开始泛滥的描述统计范畴的数字从普鲁士行政体制开始大规模进入决策层和支持决策层的人们眼中，在发现了社会的集中性趋势之后，决定论被实质性地架空了：宿命成为了统计意义上的说法，民众对后者的笃信是加尔文救赎预定论得以大行其道几百年的基础之一；同时犹太人成为了统计意义上的人。到了第三帝国，收集大量的统计数字和对数字的宣传成为了帝国机构的重要工作组成，因为这些数字一定会程度上可以取代活生生的人成为固定族裔的代表，减轻机构们对于最终解决的心理压力。在大规模启动屠杀方案之前，艾希曼曾经也受这些负担的拖累。数字和指标而非焚尸炉里的灰烬成功宽抚了纳粹，让任何服从于这一体制的人都可以放心杀戮。
优生学的发展对统计学的贡献不止体现在成为了纳粹宣扬种族主义的理论基础，同时也隐晦的重建了整个纳粹官僚体系，艾希曼的部门为高效、低道德压力的屠杀收集了大量数据用以验证方案的可行性（尽管按照阿伦特的考证这些数字有失偏颇），这基本上是前集体主义者在反犹太人立场精神的继承。
▎德国人的孤立和无权力性
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中产阶级争取了政治权利和个人自由，但是一战之后德国战败和之后的经济崩溃摧毁了人们主动利用自由的积极性，工人运动也丧失了激情，迫使所有思想上孤立的人潜在得地希望能够服从一个伟大意志，将自己从无法锚定的焦虑中解脱出来。
艾希曼可能是一个合适的例子：“他的出生归因于“超凡意义的载体”，这一以某种方式与“宇宙运动”相一致的实体，受到了缺乏“超凡意义”的人类生活的影响与支配。“这和希特勒在自传中的基调高度一致，”命运安排我出生在因河畔布劳瑙，这是个好运。“
▎实名威权和匿名威权的斗争
现在我们已经不再讨论30年前广场上发生的事，似乎人们已经默默接受了彼时当权者维护统治的强硬态度，将所有个人的政治空间都让位给一个实名的、具象化的威权特征。作为代表实名威权大喇喇地接受了所有政治空间，但是在我们这个统治符号和行政体制必须分享一切的国家，有人举着主义的红旗就有人以匿名威权主导非政治之外的所有生活。让渡政治生活，在其他领域追求机械的自由并不容易，总有人在传媒之下匿名指导一切消费符号。
Reference:
[1]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https://www.goodreads.com/book/show/52090.Eichmann_in_Jerusal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