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splaining
Mansplaining 在中美都不是一个新词。相比于 Donna Zuckerburg 研究的美国白人男性，中国典型的 Red Pill 受众更明显地受到了自身性挫败的影响聚集起来。本书所研究的“Dead White Men” 和极端保守派在政治光谱上有很大重合并不是最近几年才发生的事，他们更热衷于像纳粹一样塑造/推举一个完美的白人男性偶像而后膜拜他，就像膜拜川普；中国的 Red-Piller 却在无时不刻对外喷射性冲动得不到满足的失望和愤恨，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这种投射不能指向任何与政治权利相关的领域，但是他们天然比美国白人男性多一个选项：更保守的民族主义。当白男们试图在政治领域取得1970s之后自由主义在美国取得的成功时，他们必须更向前一步，回到西方文明最开始的地方。但就像阿涅斯瓦尔达在《女雕像物语》中讲述的，”….但却无人关注这些女神像….因何而建….”，”Dead White Men” 刻意做出了选择。这种回溯不能带有任何宗教性质的劝诫，否则它的男性气概只能被归为天主教精神的一个子集，但是它非常完美地与清教徒传统融合了，从控制女性的性同意边界到生育自由。除了生理期无法被规训以外，白男们希望用符合“mansplaining” 的古典道德/伦理来构建未来的美国文化，如果真的有”美国文化“这么回事儿的话。我感到有必要澄清的一点是，Donna Zuckerburg 看起来似乎是反精英主义的（尤其是在大多数讨论里精英主义特指白人男性为核心），但是考虑到她的长兄，她的主要经济来源，Donna 似乎是在隐晦地传达精英主义里安兰德的一面：精英主义无关性别、人种或者民族。女性主义的前沿必须由最大程度挣脱了父权资本主义的 native female 文化精英推进，而 Donna 可能不在此列。
我们需要进一步解释PUA吗
“泡学家” 是个有点奇怪的翻译。这个词有种2010年互联网的铁锈味儿，我相信如今大多数女性都对 PUA 有所了解，尽管这个词被普及的时候没有针对特定性别。略去 PUA 被大量讨论的积极一面：经济地位不平等的程度对有可能遭受 PUA 的群体来说在扭转，或者她们可以免于被不平等导致的心理压力压迫，真正需要关注的是，往往对我们伤害最大的不是那些容易定义和区分的问题，而是那些始终被人争论和曲解，极容易赋予图谋不轨者权柄的复杂问题。让人厌恶的不是居高临下的发问，而是发问之前已经预设好的一套控制一切的回答。PUA 被用于勾引情景时，它最终要达成的目的是性交，而且多是屈从男性身体习惯的性交，我们真正应当关心的问题是：性行为的同意如何界定？对于这个问题，法国人和美国人显然不会给出相同的答案。
“The Final Solution” to Sexual Consent & 虚假指控
统观全书最重要的部分，虚假指控，Donna 没能给出麦金农激进的观点温和版，她大体上承认了麦金农观点的合理性，然后嘲讽地给本书选了一个与白男厌弃的例外论——NAWALT, Not All Women Are Like That ——所针锋相对的名字：NADWM。有时候读者不得不以进步主义的立场要求某些观点，尤其是在面对某些”普通“的社会学研究的时候。
我们不妨参考司法的无罪推定原则给出 sexual consent 的适用场景——这二者的相同点在于，”有罪“和”同意“都是需要明确肯定的事情。检方必须给予清晰明确的证据证明被告有罪，否则应当遵循无罪推定；在性场景里，主动地一方必须获得清晰明确的信号证明另一方有同意的意愿，都则应当立刻停止。”无罪“和”不同意“同样也默认需要否定，这意味着直到一方有能力推翻它，他们都不能以强制力（无论这力的来源是什么）扭曲他人意愿。想象一个表示同意的权力真正被女性掌握和定义的时刻！